句下有一个注脚：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这部借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批判性地参酌西方发达国家立法、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五四宪法》，由序言和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等四章组成，共106条。不同民族的同罪异罚也曾有之，不过比元代要高明，更多隐藏在民族立法中。

[19]商鞅认为德治礼治在过去是管用的，但在现在这个恶的对立增多的时代，必须以刑法对治。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华法系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在罪名上，则更趋具体化，有不孝不友罪、危害政权罪、诽谤与杀害国王罪、违抗王命罪、变更等级名分罪、违背誓盟罪、群饮罪、杀人罪、伤人罪、侵犯财产罪、淫乱罪、失农时罪、淫声异服罪、官吏渎职罪等。第四节 中华法系的反动一、西方法系对中华法系的冲击中华老大帝国在近代与新进的西方文明猝然相遇，在最初的龃龉摩擦之后，继之以兵戎相见，几个回合下来，西方的利炮坚船竟横行于中国域内，逼迫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隋败唐兴，有鉴于此，在唐律的编纂中重振礼法并用的主流，并突出德治在法律中的主导作用，成就了《唐律疏议》这一中华法系的定鼎之作。相反，商品经济的破坏性，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却让人们感受颇深。[65]我们采用这一起源说，这里的礼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伦理在起源、范围、内容、作用上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它们与习俗和家庭合起来，却使中国在20世纪以前获得非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社会安定和人身安全。在善与恶之间，还有一个广大的区域是非善非恶的。第一节 中华法系与世界其他法系的根本区别一、与古代各国法律的比较[1]现今还能见到的古代法律首推汉谟拉比法典，因其镌刻在黑花岗岩石柱上而流传至今，这部距今三千七百多年的法典，正文共有282条，1—5条，是关于司法方面的犯罪。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

西方这两大法系，虽然其法律渊源不同，其形式有异，但最大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而这一共同点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共同点：即两大法系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疏】议曰：有人谋背本朝，将投蕃国，或欲翻城从伪，或欲以地外奔，即如莒牟夷以牟娄来奔，公山弗扰以费叛之类。

这一点应该是中国法系的生命所在，至少应是中国法系的时代适合性。在法律和道德的交融时期，这些标准借由各种自然法理论进入了法律。这一点与中国古代法律相似。经义决狱主要体现为春秋决狱，这是因为《春秋》比起另外四经（诗、书、礼、易）来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更为密切，而且直指具体的事与人，用之决狱更容易比附，更具有针对性。

[58]其次，他对中国的德和礼是未能区分的，他只是在随意地提到道德规则一词之后，就不再论及，只是一直抓住礼不放。112—119条，是对债的规定。它是以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兼带衡平法和制定法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在英国殖民的过程中传布到世界各地，而美国在其法律建置过程中又为此一法系作了重要贡献。经义决狱的初衷或许是好的，是想用仁政德治来消弭严刑峻法的戾气，但用道德意蕴直接取代法律条文，划不清道德与法律的界限，非但不能完善法制，反而更增其病。

秦法的苛暴，使儒家的德治更形突出，但在德与法之间，如何摆正两者的位置，使二者能水火相济，历来是一个大问题。[9] 波考克写到：伴随法国进入行政瘫痪和毁灭性的内战时期，它的知识分子益发需要确立权利和义务的明晰原则，以引导法国回归秩序与和平。

[7] 五功即一、认主独一。[55]威格摩尔虽然对中华法系抱有好感，也尽可能从好的方面来理解中华法系，但仍然不免照猫画虎，难得其神。

[54]他还认为下层民众能够影响法律条文以及立法。人性恶嗜欲逐利，争斗不已，必以礼法制之，这是荀子的建言。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敬之心，故曰‘大不敬。[23] 转引自杨鸿烈著：《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个人应该严格地受其约束。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则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

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第1卷叙述了法典产生的经过，宣扬法典是基于神的教导制定。

第2卷规定了婆罗门应当研习的宗教及法律规范。第七议勤，夙夜在公，恪尽职守，经险犯难，虽未必有大成就，但兢兢业业，长期坚持，实属不易，以此归入道德者之列，应算合理。

乃敢包藏凶慝，将起逆心，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其数甚恶者，事类有十，故称‘十恶。

何况在近代又多有对中华法系的否定之声，其中原由大多源于这些试错，我们为之辩难，也是防患于下文近代的误读。今中国修订刑律，乃谓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必尽舍固有之礼教风俗，一一摹仿外国。王世杰先生可能是蔡枢衡先生所指的认为旧律中道德法律合一的代表，王先生认为：中国向来是道德与法律的界限没有十分划清的。八议中的这种做法，赞同的人认为可以劝讽人心，奖励善行，是中华法系别开生面的创举。

[14]不过，庞德更倾向于认为西方法系中含有道德的考虑，他指出不论在罗马法中，还是在英国的衡平法以及大陆法系中，都有道德的影子，他甚至断言道：下一说法并不为过：使法律和道德趋同的努力——以法律规范覆盖道德领域，并使既存规范吻合一个合理的道德体系的要求——造就了近代法。[58] 作者这方面的观点，参见同上，第四章。

然而人性恶也是客观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恶的对立时有发生，罪恶的行为随时都在侵害社会的安定、人们的利益、人性的实现，需要有法律来加以预防和惩治。它涵盖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从13世纪初以罗马法继受和复兴逐步建立起来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德国民法典》是其代表，其他国家或地区仿效这种制度也纷纷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体系。

它们与个人或企业的品行有关，并且含有大量的道德因素。用更学术化的语言来说，真正的本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道，道是对人性的遵循、引领、规约，目的是使人性得到全面的、普遍的、正当的实现。

可见，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法学家，不论是对中国法律殊无好感还是颇有敬意的西方学者，对中华法系的整体认识都难能做到客观，更不用说对中华法系的法理有深入的洞见，这除了文化上的隔膜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自己对中华法系的内在法理挖掘得也不够，以致被中国人误解也被外国人误解。[18]但是，自然法的这种道德性在近代个人主义的侵蚀下受到冲击，以致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将道德与法律对立起来。九、不可作假证，陷害人。[52]勒内·达维德的评价难以反驳，他所说到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似乎都有，这在对中国法制史不作分期的描述中更是如此，但把中国某一时期的情况看作固定不变的，甚至以之对中国法律下断论，这就以偏概全了。

241—277条，是关于租赁和雇佣方面的法律规定。[30] 《汉书·食货志》[31] 《无刑录》卷二。

这些法律应该为官员们所懂得。这也是为什么现代西方法系风靡世界、独霸全球的主要原因。

1、婚姻或结婚是男与女的结合，包含有一种彼此不能分离的生活方式。中国历朝刑律，诚然包括了许多不应列入刑律以内的事体。